中國文人寫作總多少有一股傲氣風骨：李白原本位居翰林，後因唐玄宗沉迷於楊貴妃的溫柔鄉，自己又被同僚及權臣攻擊，覺得不能夠抒己志造福百姓，其後寫了「功成謝人間，從此一投釣。」遣懷，概嘆仕不如隱，沒過了多久就被玄宗賜金放還。
杜甫更加不用說，「窮年憂黎元，嘆息腸內熱。」至今還是不少關心社會的文人必背的一句詩。儘管兩位詩人最後都並沒有太大的功名，畢竟高風亮節，終於不朽於世。
所以你有時會問現在的中國還是不是那個中國，古代文人很多都出仕，仍然敢言直諫，雖然往往功敗垂成，歸隱田園。但畢竟關懷蒼生，抱打不平的量度還是作為一個文人的基本條件。而今日諾貝爾得獎者莫言，官拜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，計官職功能的話幾近與李白相近，卻說起了「審查必須論」，將言論審查說成是入境安檢，難怪對中國的文字獄（《零八憲章》），他會無動於衷。
但世事總是鑊鑊新奇鑊鑊甘，莫言教我們只談風月不談政治：
「……我的小說裡有政治，你們可以在我的小說裡發現非常豐富的政治。但是如果你是一個高明的讀者就會發現，文學遠遠的比政治要美好。政治教是教人打架，勾心鬥角，這是政治要達到的目的。文學是教人戀愛，很多不戀愛的人看了小說之後會戀愛，所以我建議大家都關心一點教人戀愛的文學，少關心一點讓人打架的政治。」(主場新聞）
文學當然遠比政治美好，因為文學是自己營造的世界，裡面可以將自己說成英雄，而事實上卻是連話都不敢說的無言者。然而政治原本並無好壞，孫中山當初提議譯做政治就已經政乃眾人之事，治則是管理；政治讓人打架，是因為你在中國太久了，那不叫政治，那叫權術。
記得在沒多久之前，另一個諾獎大熱村上春樹，為中日領土爭議當和事佬，在朝日新聞刊登《領土爭端有如安酒*宿醉》，甚至出言諷刺日本極右翼政治人物（例如石原慎太郎等），那段話是這樣的：（全文）
領土問題超出了實務課題範圍，踏入了「國民感情」的領域，就見不到出口，就會帶來危險的狀況。這就像劣質酒類所造成的宿醉。劣酒只需幾杯就能讓人醉倒、腦子充血。人們的聲音變得高亢、行動變得粗暴。理論變得單純、思維成了繞不出去的圈。但熱鬧騷動之後，一旦清晨從宿醉中醒來，剩下的只是惱人的頭痛。
我們應當小心這類暢飲劣酒後進行煽動的政客名嘴。1930年代希特勒得以穩固政權，就是因為將主張恢復一戰時失去的領土作為其政策基幹。其最終造成的結果已為眾人所周知。這次尖閣諸島問題會把事情推升到如此嚴峻狀況的原因何在，我想，兩方在日後冷靜下來時應該要檢驗一番。政客名嘴只需巧言令色就能煽風點火，但實際受傷的是在第一線搖旗吶喊的每一個個體。
政拆字的話就是「正 反文」，將沒有道理的撥亂反正。他甚至在文末勸諭國民避免採報復行動。如果政治會讓人打架，那麼村上春樹等於狠狠地搧了莫言一巴掌，告訴他甚麼叫做文人的政治，甚麼叫做講和的政治。不過是幫不幫劉曉波的一言一語，莫言的莫言，說明了人格高度的差別，暗示了助紂為虐的行徑。
鼓掌有時要看看為誰而鼓，此刻思兼決定收起雙手，看看這喝了安酒的得獎者，宿醉醒來之後面對的是一個怎樣不堪的中國。
* 安酒：廉價酒，劣酒
新奇的是，諾貝爾的頒獎詞，直接為莫言打臉：
「莫言用譏諷和嘲弄的手法向歷史及其謊言、向政治虛偽和被剝奪後的貧瘠發起攻擊。他用戲弄和不加掩飾的快感，揭露了人類生活的最黑暗方面，在不經意間找到了有強烈象徵意義的形像。」
「他給我們展示的世界沒有真相、沒有常識、更沒有憐憫，那裏的人們都魯莽、無助和荒謬。」
這除了讓我覺得莫言的書可以一看，也讓我體會到莫言被打臉的地方。「文學是教人戀愛，很多不戀愛的人看了小說之後會戀愛，所以我建議大家都關心一點教人戀愛的文學，少關心一點讓人打架的政治。」，難怪莫言說不出真相，因為他的世界沒有真相。
也許他的世界只有故事，沒有真實，可能無比廣闊。
敢言是中國文人特色的話，司馬光就不用左繞右轉的寫部資治通鑒。
説回莫言，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在耍他好玩的，尤其是外國傳媒。
在外國的文學頒獎場合上硬要他就祖國政治問題發言，其後還要借翻譯之名斷章取義，這先不提；重要的是假若莫言敢説，他為何不寫評論而寫小説。
莫言生於五十年代，經歷過大躍進、大飢荒、大革命這些事，對於這代人不説，我是没有意見的。畢竟他們對於「敢説敢做」四字的體會比誰都深。